我研究儒学的宗旨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而其方法是超越两千年来“形上-形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重新揭示孔孟曾揭示过、而被人们遗忘了的“存在”或者“生活”的思想视域。其研究结果即“生活儒学”。生活儒学的内容涵盖了人类或者任何个人所可能有的三个基本的观念层级：存在或者生活→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或者：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生活或者存在的原初本真显现就是仁爱情感。形而下学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即知识论与伦理学。后者在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展开，就是我近年来致力于重建的“中国正义论”，其基本的理论问题结构是“仁→利→知→义→智→礼→乐”;或者：“仁爱情感→利益问题→良知智慧或正义感→正义原则→理智或者工具理性→礼制或者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社会和谐”。

　　这些年来，我致力于“生活儒学”的研究，迄今出版了四部著作，第五部著作也即将出版。我在第一部书的后记中曾说过：“所谓总结过去，是说：我怎样从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研究者，转为一个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最终成为一个儒者;又怎样从一个儒家、儒学的思考者，转为一个生活的思考者，最终形成自己的‘生活儒学’思想。”“所谓面向未来，是说：我不仅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生活儒学’的思考，还将继续做一个生活的儒者，过一种儒者的生活。”“这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绝不仅仅是思想的事情，而就是生活本身的事情。”

　　一、我为什么研究儒学

　　事情至少要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我有一个说法：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思而不学”，90年代是“学而不思”。80年代的“思而不学”当然也可以说有所学，但那是食洋不化，自以为颇有“思想”，其实不过是邯郸学步、拾人牙慧而已;而其无所学，是数典忘祖：数西学之典，忘国学之祖。那是“五四”的“两个全盘”(即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的一种惯性运动。90年代的“学而不思”与之相反，其所谓“国学热”，李泽厚说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我本人亦如此：80年代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发表的生平第一篇文字就是政论性的《民主的法治和专制的法治》 ;90年代变成了一个学究，一头扎进古典文学、古代文献、文字训诂之中，出版的生平第一部专著就是文献学意义上的《易经古歌考释》 。

　　进入21世纪，中国学界情况开始有所改观：治思想者开始老老实实地学习国故，做学问者开始认认真真地探究思想。当然，上个世纪末的二十年，算是一种必要的铺垫准备。最近十年儒学界的情况是：逐渐展开了一场“儒学复兴运动”，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开始形成学派，在儒学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发挥儒家的当代形态的新思想、新理论，在当代儒家思想理论的视域下重新诠释儒学的学术传统、历史。人们称之为“大陆新儒家”，以此与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相区别。我本人亦如此：“生活儒学”思想的探索，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但此前二十年的铺垫准备也是不可忽略的。转变发生在我去中国社科院师从蒙培元先生治儒学(1997—2000)。

　　以上的转变只是一种外在的勾画。事实上，这种转变之中，有一种持续不变、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我曾谈过，“五四”时期的自由派、东方文化派、唯物史观派，尽管歧见纷呈，但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某种意义的“民族主义”：他们都在探索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这就叫“一致而百虑”。改革开放时期亦然，即使90年代的学问家也没有忘记“中国之命运”问题，只是由于某种政治环境方面的原因，大家才埋头于“国故”了。

　　我本人亦如此：尽管被称为“学者”，但本人从来就不追求成为一个“学问家”。说到“学者”，那要看是什么意义上的“学者”。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所谓“为人”，就是“为别人而研究别人”，是在两层意义上说的：一是为别人而研究，是做给别人看的，比如为获得体制上的种种好处而做给种种“评委”看的;二是研究别人，即研究那种无关乎当下生活的东西，比如关于哲学史、思想史的那种对象化、知识化的“客观”研究。我经常想起一个典故：“‘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今之学者，很多就是这种“为人”的“学者”。孔子所说的“为己”则不然：研究自己的问题——关乎当下生活的问题。这种学问，叫做“为己之学”。这就是我研究“生活儒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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