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鉴说，“上级让我去哪，我就去哪。我是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资料片)

　　“拿医院的事情当自己的日子过，医院才能办好;把医院的同事当自己的兄弟姊妹看，医院才能管理好;拿病人当自己的亲戚朋友照顾，病人才能恢复好。”这是潍坊市优秀共产党员、诸城市龙都卫生院原院长王金鉴的“三好理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扎根基层34年，先后担任4个乡镇卫生院院长，不忘初心，任劳任怨。遗憾的是，他的生命却在50岁时戛然而止……

　　7月初的诸城龙都卫生院，夏意正浓，湿热的空气里夹杂着凄切的蝉鸣。

　　300多天前，这所卫生院的院长王金鉴躺在病房楼里，和病痛作着最后的抗争。他在用残余的精力和信念支撑自己，盼着女儿大学录取通知书早日到来。

　　妻子迟永萍看着他发白的面庞、颤抖的嘴唇，心如刀绞。怎奈苍天无情，2015年8月9日，他带着对妻女的无限憾疚离开了人世……

　　改革先拿妻子开刀，

　　第一个下岗

　　收拾完60平方米的小屋，迟永萍关上风扇，闭合好门窗。过滤掉外界的干扰，她才能安下神来，回忆道:“金鉴脾气很犟，认准了一件事，就下决心要把它干好。”

　　王金鉴是乡镇卫生院业务的多面手。16岁时，他到程戈庄卫生院工作。在那里，他做了20年药剂师，双手如秤，抓药可以做到分毫不差，人送外号“黄金手”。

　　从2001年起，他先后在桃园、辛兴、百尺河和龙都4个乡镇卫生院担任院长。相对于那些大医院，乡镇卫生院是名副其实的小院、土院，那时乡镇卫生院普遍不景气，通病很多:硬件较差，一屁股外债，病人不来，连职工工资都发不下来。

　　王金鉴数次临危受命。首先是在桃园，那时的桃园卫生院可谓“火坑”。

　　火从何来?地处山区的桃园卫生院，条件简陋。王金鉴接手时，石块和垃圾散乱堆在院子里，药品摆放得乱七八糟，墙缝中有数处老鼠洞，患者挤在脏兮兮的小平房里。附近群众说起桃园卫生院，大多摆手摇头，难言满意。

　　和丈夫一起来的迟永萍见此景，心里难免咯噔一下。与其说是卫生院，不如说是杂货场。即便如此，她依然留下来，在卫生院的药房里记账，照顾结婚十多年的丈夫。

　　对着眼前的脏乱，王金鉴找来铁锨筐兜，默默干了起来。几个年轻职工看到满头大汗的王院长，也纷纷加入。石块和垃圾被清理完毕，连老鼠洞也被塞上水泥，卫生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外表干净了，内里更得明净。王金鉴发现有的职工人浮于事，对患者冷淡，想灭掉这团怪火。可从哪下手呢?思来想去，只有拿自己人开刀，让妻子迟永萍第一个下岗。

　　“他说不能搞特殊化，家属坚决不能留下来。”迟永萍虽满腹委屈，也只得收拾铺盖卷回老家，独自拉扯着女儿，靠打打零工应付生活。

　　接连送走四五个浮于工作的职工后，王金鉴开始思忖如何把流失的患者请回来。他常对职工们说，也每每反问自己:“基层卫生院就是为基层群众服务的。群众的需求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如果群众都不来看病了，卫生院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人命至贵，有贵千金。王金鉴深知良医难求，他骑着那辆老式二八自行车，到40里外的诸城市区一家家医院跑，苦口婆心劝专家到桃园坐诊。慢慢地，来桃园卫生院求医的人多了起来。

　　2003年的辛兴卫生院，更是谁都不愿碰的烂摊子。群众“大病不敢来，小病不愿来”，职工工资发不出，卫生院濒临解体。职工们灰心丧气，没了精气神，要么天天混日子，要么找门路赶紧走。

　　40多人的辛兴卫生院，只剩下20来人，这些职工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辛兴卫生院副院长王术鹏还记得第一次见王金鉴的场景——

　　“一个普通中年人，个头不高，夹着破包，穿着旧夹克。他缓缓走到卫生院，四下张望，瞅瞅这看看那，我们还以为是新来的司机，没想到他是新院长，是来帮大家脱困的。”

　　辛兴卫生院复兴的希望押在新建门诊楼上。可后续资金迟迟不到位，门诊楼被迫停工半年之久。为此，王金鉴到处借钱，好不容易筹集了资金。

　　盖楼时，王金鉴像给自己家盖房子一样，每天蹲守在工地上。他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连废钢筋、水泥袋子都攒起来，甚至还学会了刷浆和刷漆。

　　“我早上给他皮鞋擦好鞋油，过几天回来衣服皮鞋上，全是油漆和涂料，整个人就像头小土驴。”　迟永萍回忆起那段岁月，嘴角浮现淡淡微笑。

　　半年的少眠无休，换来了三层门诊楼的完工。卫生院的职工有了奔头，再也没人提调离的事情。

　　走进王金鉴的办公室，屋顶装有一台锈迹斑斑的吊扇，吱吱悠悠地一圈圈转着，屋内燥热异常。摆放着的桌椅、沙发、书柜，样式陈旧，一眼看出年头不短。

　　这办公室内所有家具，竟是王金鉴厚着脸皮从诸城市区一家医院手里“抢救”出来的。原来，市区一家医院搬迁，废弃的家具，被他当作宝贝拉了回来。

　　辛兴卫生院职工们记得，王金鉴在辛兴呆了5年6个月零7天，留下1200平方米的门诊楼、2600平方米的病房楼、2300平方米的后勤楼和350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楼。

　　宁肯累自己，

　　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累

　　卫生院逐步好转，王金鉴的白头发却日渐增多。“他经常说苦点累点没关系，等将来好了就都好了。”迟永萍至今仍难掩心酸地啜泣道。

　　迟永萍心里一直想着“将来好了”赶紧来。她和王金鉴曾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养到五岁时因患先天性心脏病夭折。孩子重病期间，夫妻俩每晚轮流抱着呼吸困难的儿子，彻夜不眠。

　　儿子夭折后，同事们从未见过王金鉴掉过一滴眼泪，总像没事人一样，在医院里忙前忙后。可有一次，一个同事打扫卫生时，忽然看到从王金鉴的书里掉出一张小孩的照片。待她弯腰捡时，王金鉴以快她几倍的速度捡起来锁到了抽屉里。王金鉴的眼圈红红的，泪水涌上眼角。

　　生离死别让迟永萍更渴望团圆。哪怕是在租来的小窝里，一家人也能其乐融融。

　　可希望越热切，失望越剧烈。2003年的11月，王金鉴罕见地早早回家，迟永萍既惊且喜，为此还多准备了几道小菜。王金鉴提起筷子，给妻子夹了几口菜，平淡地说:“俺要上辛兴卫生院了。”

　　饭菜尚温，迟永萍的心却有些凉。她了解辛兴卫生院，那里条件差、人心散，在诸城卫生院中排名倒数，没人愿意去。她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可还是鼓起勇气问:“咱不去成吗?”

　　“上级让我去哪，我就去哪。我是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王金鉴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一夜未眠，两口子彼此无言。第二天一早，王金鉴打点好了行囊，义无反顾地走了。

　　“他刚上辛兴那会儿，正是最难的时候，十天半月不回家。我记着那年冬天格外冷，我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买不上煤，孩子就捂在被窝里写作业。”“女儿那时候小，小手捏着铅笔冻得通红，哆哆嗦嗦地问我:妈，人家都有爸爸，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爸爸啊?”

　　迟永萍盼周末，等到过了下班的点，却只等来一个电话:“临时有事情要处理，不能回家了。”其实，那晚王金鉴本来兴冲冲要回家，可周末大家拼车回家，车满坐不下，他让别人走了，自己留下来。

　　“2004年快过年了，我生病，好久没有看到金鉴。除夕那天，下午五点多，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我看到他的衣服也皱了、头发也白了，满身泥水和油漆，像逃荒回来似的，我俩一下子抱在一起。我在他怀里使劲哭。”迟永萍回忆当时的情景，眼泪扑簌直下。

　　“永萍啊，以后会慢慢好的，我暂时顾不上你们，我会好好补偿你们的。”一句拙朴的话，让迟永萍娘俩又过了一年。一起走过这么多年，迟永萍知道丈夫王金鉴宁肯苦自己、累自己，都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罪。尤其是他所在的卫生院，服务的多是农村的贫苦百姓，生活更加不易。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为农村医疗、为百姓做更多的事。

　　刚到辛兴卫生院时，院里有一排低矮破旧的平房，作为值夜班职工的宿舍。王金鉴把好房间让给别人，自己住最差的一间。房间大门正对着高约3米的仓库，盛夏湿热深冬刺骨。迟永萍来辛兴看望丈夫，看到床上单薄的被褥，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

　　为改善职工的住宿条件，王金鉴盖了一栋家属楼，自己也分到了一套房子。王金鉴当了好些年基层院长，可一家人一直居无定所。

　　“我和他先住在程戈庄卫生院宿舍，后来租了房子，再后来住在亲戚的房子里，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家。”知道王金鉴分到一套住房，迟永萍高兴得几晚睡不好觉，不顾丈夫劝阻执意要去辛兴看看新房子。

　　到了卫生院，迟永萍才知道，丈夫已将家属房腾出，让给了一位外地专家，自己搬到顶层的办公室了。

　　“我埋怨他，觉得他太不爱惜自己身体。原来的宿舍条件太差，上面掉土，下面返潮，住在那里让我难受。现在好不容易分套房又给让出去，他怎么就这么傻?”

　　王金鉴只是笑笑，眼睛眯了起来，安慰妻子住哪其